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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绍仪:从袁世凯拥趸到反帝斗士

来源:互联网 作者:珠海生活频道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6-02-16
摘要: 唐绍仪每到总统府,袁世凯的侍从官们议论纷纷:“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。”袁怀疑“唐挟同盟会以自重,有独树一帜之意。”他多次暗示唐“有所为,有所不为”,劝唐退出同盟会。唐斩钉截铁地回敬说:“宁愿不当总理,断不牺牲党性。”袁世凯酸溜溜地对唐

   唐绍仪每到总统府,袁世凯的侍从官们议论纷纷:“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。”袁怀疑“唐挟同盟会以自重,有独树一帜之意。”他多次暗示唐“有所为,有所不为”,劝唐退出同盟会。唐斩钉截铁地回敬说:“宁愿不当总理,断不牺牲党性。”袁世凯酸溜溜地对唐说:“少川,我老了,你来当总统吧!”

   从留美幼童到外交新秀,从内阁总理到一县之长,从满清大员到共和推手,从袁世凯的左右手到孙中山的追随者……唐绍仪的一生可谓多变。然而,在这花样繁多的种种身份之下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转型中国为实现民主政治奋斗不息的唐绍仪。

   少时留美,共和思想在心底扎根

   唐绍仪,字少川,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湾(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)一个富商家庭,今年是他诞辰150周年。唐绍仪的父亲唐巨川是上海颇具实力的茶叶出口商。他的族叔唐廷枢当过怡和洋行的买办,后来在李鸿章麾下办理洋务,经营和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、开平矿务局等著名企业,深为李鸿章所器重。生长在这样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家庭,唐绍仪的成长之路自然和一般官宦人家的子弟不同。

   1874年,随父亲在上海学习外语的唐绍仪(时年12岁)被清政府选中,当时,容闳正为清廷选拔留美幼童,而唐廷枢与容闳是香港马礼逊学校的同窗,唐绍仪顺理成章成了清廷派出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员。他学习成绩不错,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。

   由于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,中国留学生被美国人嗤笑为“猪尾巴”,许多人因此剪辫易服,唐绍仪也是其中一员。1881年6月,留美幼童被全部召回,原因是他们迅速融入了美国社会,甚至有些还加入了基督教,这让清政府不能容忍。唐绍仪也在被召回之列,在美国七年,他见识了东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,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更是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。

   初回国的留学生都要去拜见李鸿章,由李鸿章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安排去处。唐绍仪戴着假辫子跪拜在李鸿章脚下,假辫子不慎滑落,唐惊恐万分,不过李鸿章倒没对他怎么样,安排他到天津海关工作,在大清当公务员,辫子还得重新留起,民主共和只能藏在心底。

   1882年11月,李鸿章推荐德国驻天津前领事穆麟德赴朝鲜“襄办”外交及海关事务,李鸿章还向穆麟德推荐了唐绍仪及其他5名留美幼童作为助手。当年12月9日,唐绍仪随穆麟德到达仁川。此后,他在朝鲜一呆就是16年,在这里结交了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——袁世凯。

   赶在日本人动手前护送袁世凯离开

   当时的朝鲜政坛有两派势力:一派是效忠清朝、墨守成规的事大党;一派是主张联合日本、进行君主立宪改革的开化党。1884年12月4日,汉城邮政局落成,在当晚的落成仪式上,开化党举行宴会款待朝廷大臣,准备藉此将事大党大臣一网打尽,试图通过宫廷政变让朝鲜实现明治维新式的近代化改革,史称“甲申政变”。应邀出席晚宴的穆麟德目睹了政变全过程,并保护了被政变者刺伤的守旧派大臣、禁军大将闵泳翊。唐绍仪闻讯后,立即与人携带武器驾着马车赶到邮政局,护送穆麟德和闵泳翊回到穆麟德的家中,随后又请来美国传教士为闵泳翊疗伤。

   当时,袁世凯是驻朝清军实际上的领袖,政变当天他没有去邮政局,第二天一早,他带200兵赶往穆麟德家中,了解政变的情况。在穆宅门口,袁世凯见到一个青年持枪守门、器宇轩昂、不卑不亢。袁世凯连忙勒兵后退,两人互报姓名,袁世凯方知他是唐绍仪。25岁的袁世凯和22岁的唐绍仪相见恨晚,由此订交。12月6日,袁世凯将政变镇压,因功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,位同三品道员,并时常出入王宫,俨然朝鲜监国。而唐绍仪以候选从九品的资格担任袁世凯公署的西文翻译,虽然是个芝麻官,但却是袁世凯身边最重要的助手。

   1891年9月,袁因母亲病重请假回籍,直到1892年5月10日才假满回任。在这期间,经袁世凯推荐,唐绍仪代理袁的职务,长达7个多月,由此可见袁对唐的信任。在袁世凯的保举之下,唐绍仪升官也如同火箭,到1892年已经混到三品衔,仅次于“二品衔补用道”袁世凯,成为甲午战前清政府派往朝鲜的二号人物。

   1894年,日本借东学党事件,出兵朝鲜。中国驻朝官署被围,情况十分紧急。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,日本视袁为其扩张势力的一大障碍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袁世凯向李鸿章发电报请求将自己调回,并提出由“有胆识、无名望”、日本人不太忌讳的唐绍仪代理其职。但报告一直得不到批准,直到7月18日,即中日开战前的一个星期,才收到李鸿章准其内调的电令。而这个消息为日本人所探知,立即密谋刺袁。唐绍仪闻此讯,立即跑至英国使馆,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,共同策划了一个救袁方案。当晚,袁世凯改装易服,从使馆后门出走。唐绍仪身配双枪双刀,骑马护送袁世凯到汉江边,登上朱尔典准备的英国兵舰,这时,距离日本人密谋动手的时间只差十几分钟。

   日军攻陷汉城后,7月28日,唐绍仪在英国领事的协助下离开汉城,后乘德国船回国,他第一次派驻朝鲜的12年生涯就此惨淡结束。1896年,他被任命为驻朝总领事,成为甲午战后第一个驻扎朝鲜的中国外交官。

   仕途顺风顺水,生活西式奢华

   在朝鲜大难不死的袁世凯对唐绍仪产生了依赖,1899年他当上山东巡抚,奏请朝廷把唐绍仪调到山东,1901年他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又把唐绍仪调到天津海关道任上。此时的唐绍仪经过在朝鲜十多年的历练,无论在山东处理教案,还是和列强谈判收回天津主权,都显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,不仅受到袁世凯的特别欣赏,在朝野人士中也享有极高的声誉。1904年,英国侵犯西藏,唐绍仪被清政府任命为全权大臣赴印度和英国谈判。尽管袁世凯舍不得让唐绍仪离开自己身边,但国家利益面前也不能不忍痛割爱。

   在以强硬的姿态成功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之后,唐绍仪被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,还取代盛宣怀接任了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。到1904年11月7日,唐绍仪转任邮传部左侍郎、兼署外务部右侍郎及会办税务大臣,集外交、铁路、电政、税务各种办事权于一身。

   头上的顶子越来越红,脑后的辫子越留越长,在体制内顺风顺水的唐绍仪也不免骄奢淫逸起来,早先对民主宪政的钦慕早已不知踪影。他喜欢讲排场,爱交游,吃穿用度尽显西洋式的奢华,传说他雪茄都是论根拿黄金换,每顿饭必杀双鸡双鸭,取它们的肉汁来烹调食物,而把骨肉抛弃。他“每日四餐,每餐十金”,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。但他对邮传部的司员们却非常刻薄,又是裁员又是减薪。邮传部是个肥衙门,管着全国路政,唐绍仪任用自己的亲信兼老乡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主持路政,此后梁士诒逐渐打造了一个在民国初年极有影响力的金融、政治集团——交通系,算起来,唐绍仪该是开山祖师。据当时官员的举报,唐绍仪的手下不是他老乡就是行了贿的,但这丝毫不影响唐绍仪的宦途,谁让人家后台是袁世凯?

   好景不长,1909年初,载沣借口袁世凯患足疾,行路不便,将袁开缺回籍,然后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老套路:奉天巡抚唐绍仪第一个“下课”,拉开了袁派人物纷纷倒台的序幕,跟着的就是赵秉钧、徐世昌。此后,唐绍仪大部分赋闲在家。

   代表清廷与共和派谈判,支持共和

   1911年10月,武昌军兴,紧接着袁世凯复出,11月,南北议和被提上日程。沪军都督陈其美请出了在上海赋闲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,12月5日,伍廷芳被任命为议和全权代表。袁世凯这边,自己信任且能够得上伍廷芳量级的只有唐绍仪,伍、唐二人都是广东人,一个留英一个留美,都有驻外使节的经历,都当过清朝的二品官,都是弱国外交中为数不多的“谈判专家”。

   12月8日,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和谈全权代表登上了从北京到汉口的火车。出发前,袁世凯交代唐:“应避免战争,恢复秩序为原则,旨在避免国家分裂。至于君主制度,万万不可变更”。

   唐绍仪接到这个差事的表现,用袁世凯的谋士杨士琦的说法是“兴高采烈”。在火车上,唐绍仪脑海深处那颗沉睡了30年的民主共和种子忽然发芽了,他第二次剪去了辫子,换上了久违的西服。从12月18日到31日,唐绍仪和伍廷芳共进行了五次谈判,涉及停战、政体、国民会议和清室优待条件等重大问题。然而,人们想象中两位谈判高手剑拔弩张、面红耳赤的情形并没有出现。

   谈判的核心问题实际是中国该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。伍廷芳在第二次会议上明确表示:“民军主张共和立宪”。代表大清的唐绍仪此时完全没理会袁世凯交代的方针:“共和立宪,我等由北京来者,无反对之意向。”为了让伍廷芳容易理解自己这种出人意料的态度,唐绍仪还解释了一下:“且我共和思想,尚早于君,因我在美国留学,素受共和思想故也。”在唐绍仪看来,现在谈的不是要不要共和,而是怎样和平达到共和。当时有人评价,唐绍仪“名为清廷代表,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。”

   然而,孙中山的回国给谈判带来了变数,独立各省成立了临时政府,共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,袁对南方提出的如他“赞成共和,当举为大总统”的许诺产生了怀疑,一怒之下,宣布之前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的条款一律不算数。唐绍仪辞职,袁世凯批准,自己靠电报和伍廷芳谈判。唐绍仪被撤去议和代表资格后,并未立即被调返北京。袁世凯扬言“直接电商”,实际仍由唐绍仪经办。袁世凯只是通过撤掉唐绍仪给南方以压力,在最终得到孙中山让位的许诺之下,南北议和最终形成的清帝退位、举袁为大总统的结局,实际仍是唐、伍协议中的本质内容。

   然而,袁世凯和唐绍仪二十多年的感情就此出现了裂痕,唐在谈判期间屁股坐在革命党一边,多少让袁世凯心里不舒服。

   为孙中山和袁世凯共同信任

   谈判期间,在伍廷芳的介绍下,唐绍仪与孙中山、黄兴等革命党人相识。一次,唐绍仪和伍廷芳去南京拜访孙中山,临时大总统请二人吃饭。当时总统府工作人员膳食每餐3元左右的菜式,而大总统却是4角钱左右的豆腐、豆芽、猪血、青菜之类,食不厌精的唐绍仪这次真正没有地方下筷子了,只好对伍廷芳说:“今天刚好是我吃斋日,总统怎么知道?”不过,孙中山等人身上的新气象也让他折服不已。

   1912年2月15日,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谁来当总理南北双方又争执不下,同盟会认为总理必须是同盟会员,袁世凯坚决不允。赵凤昌遂建议,这个总理应该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,能为孙中山和袁世凯共同信任,唐绍仪最合适,不妨让唐加入同盟会。袁世凯对老搭档做总理没意见,论私交、论才华、论与南方的关系都非唐莫属。3月13日,临时参议院通过唐绍仪任国务总理,唐绍仪成为中华民国开国总理,朝鲜时的那对好哥俩双双登上中国权力的巅峰。

   3月18日唐南下组阁,26日,由黄兴、蔡元培介绍,孙中山主盟,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。29日参议院通过各部总长任命,一个总理加九个部长半数同盟会会员,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“同盟会中心内阁”。

   袁世凯独断,好哥们分道扬镳

   4月底,唐绍仪带领着阁员回到北京。袁世凯发现,唐绍仪越来越不像自己认识的那个唐绍仪了,按照袁世凯的想法,现在唐这个内阁总理就是自己的幕僚长而已,唐绍仪应该和原来一样,是自己的下属,对自己惟命是从。可唐绍仪不这么想,按照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,政府的组织形式是责任内阁制,内阁代总统向国会负责,总统任免文武官吏、发布法律、命令等, 须有内阁副署,才能发生效力。对总统府的决定,唐绍仪认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,有时甚至为某一问题和袁争得面红耳赤。以至于唐每到总统府,袁世凯的侍从官们议论纷纷:“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。”袁对唐的言行大为愤怒,竟怀疑“唐挟同盟会以自重, 有独树一帜之意”。 他多次暗示唐绍仪“有所为,有所不为”,劝唐退出同盟会。唐斩钉截铁地回敬说:“宁愿不当总理,断不牺牲党性。”袁世凯酸溜溜地对唐说:“少川,我老了,你来当总统吧!”

   袁世凯哪能容忍唐绍仪把自己供在上面当个“虚君”,他唆使陆军总长段祺瑞、内务总长赵秉钧不出席国务会议,常常不经过唐而直接插手部务,将唐架空,使唐陷入非常尴尬的地步。而对唐绍仪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是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。

   当时直隶谘议局选举了和革命党更为接近的王芝祥为都督,唐绍仪曾请示袁世凯,袁口头同意。唐发电报让王芝祥北上就任。而在袁世凯心目中,直隶都督相当于当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如此心腹之地怎能交给一个亲同盟会的人?当王芝祥到京后,袁世凯手下的直隶军人通电反对王任都督,袁世凯借此拒绝委任,发布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的命令。唐绍仪向袁世凯指出,不应自食前言,背弃直隶谘议局的决议,失信于王芝祥,并表示不服袁的新任命。袁世凯悍然绕过唐绍仪,将命令直接下达王芝祥。这个王芝祥也不争气,带着袁世凯给的一笔钱,拿着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跑到南京上任去了。

   唐绍仪出于对直隶谘议局决议和《临时约法》副署权的责任心,强烈抗议袁世凯独断专横,于6月15日不辞而别,出走天津,宋教仁、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也相继辞职,唐内阁倒台,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,在职工作的时间不过50天。

   将近三十年的关系即将毁于一旦,袁世凯心中有所不忍,派梁士诒和段祺瑞到天津挽留。唐绍仪也动了感情:“我和项城的交谊,君最深知,公谊私情我本不该挂冠而去。可观察今之中国,欲求一和平统一局面,非项城不可,欲求治理中国,则非项城坦诚和革命党和衷共济不可。从我南下和谈到就任内阁总理,遇事多有掣肘,处在项城和革命党之间,我进退不能自如。今天我与项城分手,恩怨皆了,我也不想再做夹缝中人,免得将来焦头烂额。”然后他又决绝地说:“若要留我,只好用棺材来罢。”

   6月27日,袁世凯批准了唐绍仪的辞呈,好哥们就此一刀两断、分道扬镳。

   前总理回到家乡当县长

   离开政坛后的唐绍仪在上海开保险公司,对民主共和的坚持毫不动摇,也不放弃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追打。1915年8月,筹安会正为袁称帝鸣锣开道之时,唐绍仪则联合蔡元培等发电向袁提出严重警告:“立即取消帝制野心, 并辞职以谢天下。”电报送到中南海,袁世凯气得直打嗝,坐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,他对唐绍仪讽刺意味浓厚地称呼自己“慰亭先生”久久不能释怀,说蔡元培、汪精卫这么叫也就罢了,唐绍仪数十年老友,也这么称呼,怎么受得了。1916年3月22日,袁世凯取消帝制,但仍以大总统自居,唐绍仪发电报劝袁退位,以谢国人,说袁:“廉耻道丧,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。”当年6月6日,袁世凯在骂声中病死。

   没有了袁世凯,唐绍仪在政坛再也没获得过有实权的职务,由于资历老、名气大,大多数时间,他都被各路政府请出来当点缀。他追随孙中山,虽然在具体政见上有所不同,但没有反目成仇,私交不错。

   1929年4月,唐绍仪竟然跑到自己家乡中山县当起县长来。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唐绍仪做起七品官倒也有板有眼。在家乡任职期间他衣着朴素,平易近人,经常微服私访,有“布衣县长”之称。县城街道修好之后,下水道的井盖经常被盗,他下令在每个井盖上都铸上“盗买与盗卖,均罚五十元;报信或引拿,均六成充赏”的字样,很快就杜绝了井盖被盗的现象。唐绍仪还四处化缘,筹措资金,修马路,建医院,兴学校,为家乡父老办了不少实事。他还把自家的花园“小玲珑山馆”改名为“共乐园”,充作城市公园,并在花园石门上亲书楹联一副:“开门任便来宾客,看竹何须问主人。”1934年10月,他被军阀陈济棠排挤,赴上海居住。

   惨死军统斧下,晚节不堕

   抗战爆发,上海沦陷,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,自己没有西撤,仍留居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。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,故被视为“以华制华”傀儡的最佳猎物。1938年1月16日,日本发表了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的对华声明,公开声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“新政权”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,负责做唐绍仪、吴佩孚的工作,这就是“南唐北吴”计划。

   之后,土肥原贤二和汉奸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。于是当时上海、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组织华中伪政府,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,请其南归,唐不予答复。到了3月19日,广州市各社会团体电催唐绍仪南归,电文说:“请公善保晚节,否则自堕名誉,遗臭万年”,并汇去旅费2万元。唐仍置之不理,旅费也不肯收。唐绍仪这种暧昧态度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,置自身于险境。

   1938年9月30日9时许,唐绍仪在家中遇刺,下午四时死于广慈医院。10月5日,国民政府即下令褒扬唐绍仪,拨给治丧费五千元,并将生平事迹存放国史馆。而关于刺杀唐绍仪的凶手,一时间也有了好几种传言。

   唐被刺的第二天,军统特务即在第55号情报中报告说:“唐氏自日本欲利用其组织伪统一政府以来,均被其先后拒绝,唯日本始终未予放弃。”但军统早在1月28日就得到一条情报,说唐绍仪一等到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溃败到一定程度,即与日军议和。1938年6月,武汉会战打响,到了9月,武汉在日军三面包围下岌岌可危。战场形势和情报结合起来,军统本着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”的态度,决定刺杀唐绍仪,预防“万一”。

  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《国民政府军委会电》以及戴笠的得意部下沈醉回忆:刺杀唐绍仪的刺客名为谢志磐,蓝衣社骨干,他的哥哥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。谢唐两家有亲戚关系,所以谢得以常到唐家搜集情报。

   9月30日一早,谢志磐和两名假扮古董商的特务来到唐府,其中一名是戴笠手下四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。唐绍仪喜好收藏古董,且极富鉴赏力,故经常有古董商人来往。唐绍仪会见谢志磐时,旁边有一仆人在场,唐看了古玩之后,面露不悦之色,说只买两件,让仆人上楼拿钱。仆人走后,谢志磐从一个花瓶中拿出一把精钢小斧,照准唐绍仪后脑劈下,唐绍仪未出一声倒在地上。随后谢志磐等人出客厅,还回身向客厅内鞠躬:“请唐总理留步,告辞了。”等仆人再回来时,唐绍仪脑浆、鲜血流了一大片在地毯上,仅仅腿还在抽搐。此时,凶手已乘车逃走。

   堂堂中华民国首任总理,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人手下,让人不禁扼腕叹息。人们略感释怀的是,无论是言论也好、行动也好,都找不到他投降日本做汉奸的证据。凭借着他一生维护国家主权、缔造中华民国、践履民主共和的功勋,唐绍仪无愧于青史留名

责任编辑:珠海生活频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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