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闯荡上海的广东人

来源:互联网 作者:珠海生活频道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6-02-16
摘要:广东人做生意,真可佩服,赤手空拳到南洋,在洋大人重重压迫之下,卖卖伤风咳嗽小药品,呆头呆脑,呆成一个“大实业家”。

   

南京路灿烂夜景。三高塔分别是广东人所开的先施、永安、新新公司所在  
南京路灿烂夜景。三高塔分别是广东人所开的先施、永安、新新公司所在

   广东人做生意,真可佩服,赤手空拳到南洋,在洋大人重重压迫之下,卖卖伤风咳嗽小药品,呆头呆脑,呆成一个“大实业家”。这是1944年3月1日上海《社会日报》的一段话。那时,在国内各大百货公司,尚无人打倒广东人的天下。上海最大的先施、新新、永安百货公司都为广东人所开。那时粤菜,打赢在上海的京菜、徽菜、闽菜以及川菜。所以,上海人说,“广东人做生意,由江浙人看来,倒真有些蛇仔脾气……你不干?他干。你怕?他不怕。人人以为不可为,而他独以为可为。真可佩服,真要愧死许多长江流域之江南贫嘴薄舌,困在床上想天上掉下银子来者也。”(引文同上)人们评论广东人与其他地方人不同之处,在那时也叫“广东精神”。

原籍广东香山的电影演员阮玲玉
原籍广东香山的电影演员阮玲玉
 

   清末上海有本《新广东》讲述粤人领风气之先

   作为中国的移民大省,广东从唐代开始到鸦片战争,共上千年的外迁历史。广东地处沿海,人稠地狭,加上水患频仍,风灾不断,造成人祸突出,如土客械斗,盗匪横行,造成外迁成风。在上海清末有一本叫《新广东》(欧榘甲著)的书,讲到广东的特长,一是人才出众,办实业,兴制造、开报馆、开学堂,投资钱庄、客栈、保险公司等,还游学海外,议论国事,无不由广东人发起。二是财力雄厚,咸丰同治以来,国家有兵事、赈灾之类,无不向广东拿钱,其数目数倍于他省;广东一县之财,往往胜于贫瘠之一省有余。三是地方扼要,背负长江,而面对南洋千万岛屿,紧扼东西两洋之亢;外国文明输入中国之前沿,东西两洋轮船必所经。万物运输,无能留阻;四是人口稠密,滋生之易,世界殆无其匹,光流寓海外者已达数百万。这本书列举的数字可以说明,广东在当时已经创风气之先,并将这种风气带向全国。广东人已成为擅长贸易的商帮,政治文化也独树一帜,不说孙中山、容闳、唐绍仪等,连上海市长吴铁成也是广东中山人。

   美国学者孔飞力(Philip A.kuhn)说,从明清起,广东人已经大批向南洋迁移,最早迁移时西方还未崛起。从1840年起,无数的广东人更奔赴上海谋生,人数起起落落,最多时达几十万。1860年小刀会失败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,广东人大量逃离上海,或回乡,或出国。到1949年为止,上海还有12万广东人,最多的是中山人以及潮阳人。1936年,中山的同乡会有二千三百人,如光大新公司141人,永安公司178人。潮阳也不相上下,从1782年应征到泰国修皇宫佛庙起,就开始不断有移民到泰国。而从道光到民国,近一个世纪许多广东人到了上海。

   而本文只是介绍广东人到上海创业的故事———

留美幼童温秉忠是广东人,回来在上海当买办
留美幼童温秉忠是广东人,回来在上海当买办

   广东人以华侨身份回上海投资居多

   上海原是海边一个小村,从1845年开始设立第一块租界起,外国人就陆续在这里划分地盘,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开发上海,迎来大规模的建设高潮,被称为“时尚之都”,也有人称它为“冒险家的乐园”。

   到上海的广东人当中,最多的是投资移民。这些人早先到海外打工赚钱,然后以华侨身份回上海投资;二是技术移民,特别是江南制造厂的机器工人,多由三邑(南番顺)、五邑上去。还有作为商埠,广东本土的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也大量涌入;三为求学移民,上海教育发达,广东学子慕名而去,如著名医生刁信德,广东人,190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;林勉之,汕头人,沪江大学毕业后留美,后任国际饭店副经理;范文照,顺德人,在圣约翰毕业赴美国学建筑,后成为著名建筑师。

   总之,1850年起,越来越多的广东人北上,特别大批广东买办充当上海的洋行中介,发展起了经济,从而使上海超过了广州。去的人当中,除买办和有钱人外,还有许多“草民”———身无分文的广东人,带去的仅是改变命运的一颗雄心。这批脸色黧黑,颧骨突出的老广,被当地人称为“旅沪粤人”,慢慢,这些人显示出旁人难以估量的魄力,让当地人看到广东人的眼光和能力。

   广东人爱乡,但他们考虑问题首先从事业出发。位于南京路云南路口的扬子饭店,在上世纪30年代是相当高级的宾馆。1937年“8·13”爆发,无数的难民从苏州河北面潮水般漫过北四川路桥,到南面每一条街。这时的场景,被扬子饭店窗台一个10岁的孩子都收在眼里,他庆幸自己能在这家饭店,多亏他的叔叔张翰材,饭店的总经理。

   张翰材是广东宝安人,早年家贫,先在南洋各岛流浪,后被人带到英伦。到那里语言不通,尝试各种谋生方法都难以为继。正是苍天有眼,一次结识了领事馆一位领事,经介绍得以进入领事馆,“担任包伙食职务”。就这样,他努力工作的同时,开始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。几年后,终于在伦敦开设了一家中国餐馆。经营自己的生意当然是百倍努力,他想法从中国进口猪肉及其他配菜,大大降低成本,加上自己又懂烹调,很快由一家餐馆发展到几家。这时,英国从中国进口的猪肉中检查出细菌,立即宣布停止进口,其他欧洲国家也随即挂出红牌。猪肉没有了,张翰材没有灰心,他想到鸡蛋———用鸡蛋炒饭!鸡蛋炒饭在中国是小儿科的玩意儿,可对吃惯牛扒猪蹄的英国人,确实是耳目一新。于是,鸡蛋炒饭成为饭店主要特色,英国人品尝得如痴如醉,一传十,十传百,使张翰材大大赚了一笔。1932年,他回到国内,广州,香港,上海,该上哪里呢?经过考虑,决定到上海,这儿开发不久,正需要人才。当时上海非常繁荣,新店如林,广东企业家唐海安正在筹备建扬子饭店,知道张翰材在英国有开饭店的丰富经验,请他投资并任总经理,而他自己当董事长。于是,张翰材才在祖国有自己的地盘。他想,自己的发达,还全靠“鸡蛋炒饭”呢。

香山人唐绍仪,在上海当过买办
香山人唐绍仪,在上海当过买办

   广东人敢于创新,有些生意完全出人意料

   艰苦创业是每个成功人士的基本素质。从低做起,从不起眼的地方做起,是迈向发达的第一步。清末民国的梁新记牙刷,广州人都很熟悉,他的创办人是佛山的梁日新。清末时筹得70元,在升平街长兴街口,开了一家家庭式的牙刷小作坊。因为他母亲是制刷工人,而他是开牛骨的工人,加上弟弟,两兄弟和母亲合作,制成骨柄的新式牙刷。每天生产30—40把,梁日新把小档口叫“梁新记”。开始时,他把担子挑在肩上,沿途叫卖,最醒目的是那条标语———“一毛不拔梁新记牙刷”。他的“一毛不拔”终于名声传开,后来,雇佣的几十个“负贩员”(伙计),每个人的担挑都用红布包起,使顾客在远处一目了然,再加上“脱毛包换”的许诺,名气渐渐传开。他的档口先后在香港文武庙、中环大马路,广州惠爱路,佛山豆豉巷、潘涌大街、溶边社等地开设,每月生产牙刷数万把。1920年,梁家的梁日盛等三人来到上海,带支票400元,牙刷三包,现金加起来也不够50元。付去客栈和房子租金,竟然不名一文。因为港行的资金一时未汇来,迫于无奈,三人把带来的牙刷沿途叫卖,卖来的钱拿到新筹备的店去装修,几个月过去,还剩下200多元。而且,为省房租,三人在房子席地而卧。最后,终于在上海五马路、西门典当弄等,开设了门市部,使牙刷制造和销售得到迅猛的发展。

   广东人做生意,有时完全出人意料。富豪辈出的上海的五金业,有个广东人陈阿兴,原是轮船厂的铜匠,熟娴机轮配件,也想做点小生意。开始,推销没有手段,人们只靠直接上门叫卖,上海人把这成称为“卖门口”,直到有了钱才做广告。而他,创业时推销商品并非如此,而改了个方式,划起小舢板,在波涛汹涌的黄浦江,向外国巨轮的水手、船务人员推销五金配件。他知道,大船需要配件,上岸也不方便,送货上门成了推销手段。而且,一旦做了生意,总不忘给水手和船上人员送些小费。久而久之,他成为外国船最受欢迎的中国人。至今我们还看见珠江边,一些农妇划着小艇卖香蕉菠萝,更早时候在船上开饮食店,都会给有生意头脑的人带来灵感。陈阿兴发迹后,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叫A sing ltd,他死后,儿子仍用这个公司名。数十年后,他家族成为虹口的富商。

   精明的生意人,做生意时不会仅考虑利润,还要在质量和品种上巧用心思。上海制袜大王,余稚敬是广东南海人,他的家族在19世纪60—70年代已经在上海经营土洋杂货,开了家“广升祥杂货店”。后来,广升祥搞多种经营,最突出的是1910年发明了针织丝袜,丝袜穿起来轻薄且贴身。早先棉布袜子太厚,穿起来炙热难耐。而蚕丝太贵,未必人人能穿。而这中针织丝袜,迎合大众需求,大受欢迎。可是,余稚敬先不在上海推销,而推向香港和华南市场,看销售情况,结果大受欢迎。这时,他才在南京路开辟销售点,犹如火山爆发,上海女子人人传诵,争相购买,风靡一时。令余稚敬欣慰的是,他并非只看这只袜子的盛况,而是发动社会都来生产。最盛的时候,担任几十家企业的董事长。然而,要为顾客制造新产品的念头没有停歇,他知道,不走在同行面前一定就会衰落。1930年,终于发明另一种丝袜,取名为“蝉翼牌”,人家一听,就联想到“薄如蝉翼”,很快上了永安公司柜台,又掀起新的一轮购买热潮。另一只更高级的产品“黑猫牌”丝袜,定价6元半,太贵,国内销售不太好。他拿到国外去,结果也成为“名牌国货”。

   广东人最大特点是敢于创新,敢为天下先,经历了巨大变迁的近代中国,多次受惠于广东人的这一性格。洋务运动中,广东香山人容闳首次提出派幼童留学美国,开创留学潮流;1870年,旅沪粤商首先利用外国传进的石印技术,设立同文石印书局,宁波商人才随后跟上;上海被称为东方好莱坞,不说那批著名的电影导演郑正秋、蔡楚生,演员阮玲玉、胡蝶是老广,最初投资电影院的也有广东人。1920年到1930年,粤商投资多家电影公司以及电影院,上海第一家电影院奥迪安,就是粤商郑伯超投资15万元开办的,以后又开了新光电影院。《上海风土杂记》(1932年出版)说,影戏院获利甚佳,资本三万元至五六十万元,多粤人所办。而今天惯用的暖水壶(热水瓶),在1920年以前,市场只卖舶来品,中国没有生产。这原先是根据意大利发明家托里察利,在1643年创造的真空理论创造的,200年后的1892年,由英国杜瓦在实验室制成第一个瓶,旧叫“杜瓦瓶”。1904年,德国人布格尔对社会发起给瓶起名,结果起名“热水瓶”的人获奖,并被工厂生产推向家庭。顺便提一句,当时上海每个工人一天就生产八个瓶。旅沪广东企业家梁伯枝,在1920年前后,投入大量资金,研制了中国的热水瓶,终于成功,但未能与舶来品媲美。他不灰心,再进行研究,1923年终于有“良好的结果”,成立“光明制造水瓶电器有限公司”,产品价廉物美,远销南洋,然后国内各大公司都进行销售。

   上海旅沪的广东商人和企业家,在无意识的情况下,参与了1840年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。在这进程中,广东移民以坚韧强毅的意志,善于学习,接受新思维的胸怀,诚实无欺的经商风格,雄阔的商业气魄,开辟了一个个新的疆域。

责任编辑:珠海生活频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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